夏代可能存在金道锡行
《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这句话中含有“远方图物”“贡金九牧”的字句，可见在东周人看来，从九州（九牧）之地“贡金（铜）”于夏王朝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青铜原料是远距离输送的。也即是说，夏王朝可能存在金道锡行。
《尚书·禹贡》（战国时整理成书）被认为是追述夏代经济地理的经典著作。该文提到“荆州”和“扬州”都向夏王朝上贡“金三品”（金三品是三种颜色的金属，指铜、锡及青铜合金）。“荆州”和“扬州”的范围，大致是现今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者稍大些。可见，在战国人看来，铜、锡原料是“荆州”和“扬州”的特产，且向夏王朝进贡。夏代都城在河洛及附近地区，从距离上看，青铜原料是作为贡品通过金道锡行纳贡的。
中国铅同位素考古的开拓者之一金正耀对二里头遗址62件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比值检测，认为二里头四期（相当于夏朝晚期）铜器中的铅料产地可能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地区（《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按照他的研究，山东半岛已距离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王畿地区）较远，辽东地区更为遥远，这表明夏代可能存在远距离的金道锡行。
商代以锡料运输为主
商朝尤其是殷墟时期的青铜铸造，达到了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商代前期（以郑州为中心）和后期（以安阳为中心）的疆域变化颇大。因此，青铜矿源问题比夏代更为复杂。
学术界对商朝的青铜矿源争论较大，大体来说，分“中原说”和“南方说”。“中原说”认为，在商王朝京畿及可直接支配的地域范围内应存在铜矿和锡矿。“南方说”则认为，商王朝的锡料、铜料等应主要来源于长江流域或岭南地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长江流域包括距离商朝京畿遥远的长江上游——西南地区。（金正耀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法，首次发现商代的青铜器含高放射性异常铅，提出了有较大影响的“西南说”。但近两年的演讲中，他对“西南说”的看法似已有变化。）
笔者在《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中，从科技考古、古代文献、矿产地理及考古学等方面对商王朝锡料来源问题做了综合性考察。笔者认为，商王朝的京畿及其周边地区有铜矿、铅矿分布（如晋南矿区近些年发现了千金耙、西吴壁等夏商时期的矿冶遗址），因此铜料、铅料不一定都要从南方输入。但是，河南及其周边省份山西、陕西、河北及山东，都缺乏有开采价值的锡矿。其中，个别省份有锡矿，但数量很少，且都是些很小的矿点，不足以供应商王朝所需的大量锡料。因此，商王朝的锡料来源地应在中原地区之外寻找。 换句话说，至少商朝的锡料可能仍需要远距离的输入，江西及湖南最有可能是商王朝的锡料来源地。另外，笔者提出，商朝的金道锡行可能主要是运输锡料，铜料只是顺带输送。
西周金道锡行趋于多元化
西周作为偏居西陲的蕞尔小邦，打败“大邑商”，建立了分封制王朝。由于其都城分布在周原（宝鸡），宗周丰、镐两京（西安）及成周洛邑（洛阳）三个区域，因此，其青铜原料的来源可能比商朝更加多元化。限于篇幅，我们主要就周王朝南方可能存在的金道锡行做一分析。
第一，出土铜器铭文暗示金道锡行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周原遗址扶风县白家村出土有青铜器“史墙盘”。该盘有铭文284字，其中有“宖鲁邵（昭）王，广 楚荆，隹（唯）寏南行”。裘锡圭认为，“寏”“贯”音近，“唯寏南行”即“唯贯南行”，就是指贯通南方的道路。他进而指出，周昭王征伐南方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想贯通从南方掠夺金属的道路。（《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换言之，周昭王南征的动机是想打通南方金道锡行的通道。
第二，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周王朝铜、锡原料主要矿源地之一。对于锡料而言，周王朝的京畿分别在陕西和河南，根据文献、考古学文化及矿产地理，湖南或江西仍然应是其主要的锡料来源地区之一，这与商朝类似。另外，辽西地区和甘青地区也值得注意。根据李延祥等学者的考察，辽西发现了商及西周时期古锡矿的开采遗迹，如克什克腾旗的喜鹊沟等锡矿遗址。甘青地区也有一定的锡矿赋存。
对于铜料，根据科技考古及冶金考古成果，可以推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鄂东南和皖南地区应是周王朝重要的供应地之一。郁永彬等学者对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出土的曾国部分铜器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的检测。结果发现，曾国铜器（成分为锡青铜）的铅同位素数据比值，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安徽铜陵、江西瑞昌、江西铜岭和大冶铜绿山的古冶炼遗物或铜矿的铅同位素数据均有重叠，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铜料的数据更为接近。另外，该文把曾国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与西周都城（如成周、丰镐及周原）出土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了比对，发现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关于叶家山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16年第1期）。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曾国铜器的部分铜料来源与周王朝一致，而且都有一部分铜料应来自鄂东南及皖南地区，曾国应是南方青铜原料输送到周王朝的重要中转站。
第三，西周王朝南方的金道锡行。根据以上对锡料和铜料的分析，西周王朝南方的金道锡行可能有两条主干道，即途经江汉间的金道锡行和途经江淮间的金道锡行。
江汉间的金道锡行大致如下，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铜、锡原料，沿汉水之东及随枣走廊（位于随枣走廊的曾国，近些年出土的一些铜器，已明确表明曾国有“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及维护金道锡行的作用），经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或者自鄂东南穿越桐柏——大别山的某些隘口（包括但不限于“义阳三关”），经今信阳或其所属县市，到达洛阳。江淮间的金道锡行相对简单，产自长江中下游的青铜原料沿江到皖南一带，北过长江，经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区，然后输送至洛阳及中原地区。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